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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文物精品展 殊方何以言遠

企業報道  2019-06-18 09:35:36 閱讀:

  

  北京青年報

  作者:丁雨

  原標題:殊方不遠 共享奇珍

  展覽:殊方共享——絲綢之路國家博物館文物精品展

  時間:2019.4.11-2019.7.14

  地點:國家博物館

  1877年,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時,大概不會想到,一百多年后,它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不過,更偏重于自然地理地質研究的李希霍芬,當年并無機會貫穿他所提出的著名的道路,也并未將道路沿線的風土人情過多放在心上。而如今熱衷于談論這條道路的我們,多數人囿于“996”的雇主期待,只能在電子地圖上指指點點,用鼠標追隨它的曲折。即便是曾經開拓陸海絲路的先驅——張騫、班超、玄奘、鄭和、馬可·波羅,他們的腳步也有各自的偏好和長短,同樣無法完整地領略這沿途道路上人們創造的文明精華。正因如此,雖然在文獻中、在考古證據中、在我們的談論中,“絲綢之路”的概念宏大而又親切,但是我們卻鮮有機會接近它的完整和真切。

  可是,人類交流的熱望總是越燃越烈,近年來一場場不同主題不同側重的絲綢之路展覽,已讓我們獲得了在認知地圖上不斷豐滿絲綢之路景象的機會。但若是一站一站完整地走一遍絲路,又會是怎樣的感受?最近,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殊方共享——絲綢之路國家博物館文物精品展”,陸海絲路上13個國家博物館的文物精品匯聚北京,力圖在小小的展廳帶我們走遍萬里絲路。

  俄國出土的銅矛 藏著中國青銅技術的來源

  正如耶魯大學教授芮樂偉·韓森所述,絲綢之路實際是歐亞之間不斷變化且沒有標識的道路網絡。這網絡的方向雖然大體為東西走向,但是具體的道途卻岔路紛紛,各色通道也絕非一馬平川暢通無阻。張騫鑿空是我們最熟悉的絲路故事,他如探險故事一般十幾年的往返經歷,本身就證明了,想要在這條道路上行走,不僅要克服自然條件帶給人的絕望,還需要在諸多政權、勢力間靈活機變,稍不留意便有殺身之禍。他耗時十幾年,不過是在陸上絲綢之路的東段打了一個來回。

  正因路途險惡,絲綢之路東段中國境內所見的絲路遺物才更彰顯出歷代探索者的熱情。張騫因鑿空而封博望侯,小小的一枚博望侯封印,封存了張騫數十年的傳奇歲月。那昂首的駱駝,是歷經多少朝代往來絲路者都不可或缺的舟楫,而它們所馱運的貨物,來來往往雖多有變換,但歷久彌新的卻依舊是絲綢。

  諸多展品中,難得一見的是收藏于國家博物館的梁元帝蕭繹親手繪制《職貢圖》宋代摹本。所謂職貢,古為藩屬、外國對朝廷的定期貢納。因此《職貢圖》是反映中外交流的重要資料。此類圖像歷代常見,而展覽中的這幅原作成于蕭梁的《職貢圖》或為目前所見最早。梁元帝蕭繹為梁武帝蕭衍第七子,是電視劇《瑯琊榜》中皇七子靖王蕭景琰的原型,不過,歷史上蕭繹并非武將,而擅文學繪畫。其繪制的《職貢圖》目前尚可見列國使者十二人,圖像旁邊詳細描述了這些使者所代表國家的風土人情、山川道路及與梁朝關系,是如今我們了解早期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資料。

  張騫向西域探索,目的在于包抄北部草原的匈奴。草原上的民族之所以曾成為漢唐帝國的敵人,是因為他們覬覦漢唐帝國豐富的物產。然而,在漢武帝決意對抗北方侵擾者與掠奪者約2000年前,歐亞草原的人群卻可能是先進物質文化的施予者。同時出土于中國與俄羅斯的塞伊瑪-圖爾賓諾銅矛看上去并不起眼,但中國古代青銅技術的來源之一就此顯現。那些創造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的人群馳騁于歐亞草原,影響廣泛,既曾稱雄于烏拉爾山,也曾縱馬祁連。

  絲路的影子在鐵騎背后若隱若現

  從匈奴、突厥、回鶻到契丹、蒙古,草原之上,斗轉星移,草原的主人幾經變換。每一次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無論是魏晉南北朝,還是蒙元時代,都會為中原地區帶來大量的西方物品。

  貿易通道既需要強勢的保護,也會引來硬碰硬的爭奪。8世紀中葉,東方的大唐和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帝國在絲路“邂逅”。當時正值唐玄宗天寶初年,正是大唐帝國最興盛的年代。唐玄宗沿襲唐太宗、武則天打下的良好基礎,在西域刻意經營統治體系。大唐將領在今中亞一帶的絲路沿線小國、部落中威望極盛,這便對崛起過程中的阿拉伯阿拔斯帝國造成了壓力。在倭馬亞帝國基礎上初生的阿拔斯帝國野心勃勃,不斷向東進軍,意欲染指東方。751年,兩大強權于怛羅斯大戰,激戰數天后,因大唐軍隊中的葛邏祿部暗地與阿拉伯人勾結,臨陣叛亂,導致唐軍陣腳大亂,最終戰敗,損失慘重。這場著名的戰役雖未能動搖大唐在西域的統治根本,但中東對中亞地區的滲透卻由此更進一步。至安史之亂,唐帝國由盛轉衰,在西域地區全面收縮,來自中東的伊斯蘭之風由此更盛。

  時鐘向后撥467年,訛答剌見證了絲路上的另一場沖突。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450人的大規模商團前往花剌子模,商團的絕大多數成員均為穆斯林,以向花剌子模示好。然而,商團途經花剌子模的邊城訛答剌時,被訛答剌守將洗劫一空。在向花剌子模君主摩訶末匯報后,守將把商團成員幾乎全部處死。在此次事件之前,成吉思汗的攻伐重心本是金朝,因此他真心實意地想要維持與西部國家的友好關系。不料在花剌子模竟有如此之辱,因此憤而揮鞭西征五年,滅掉花剌子模,并大肆屠戮,以報訛答剌之仇。

  在此次展覽中,便陳列有來自訛答剌之物。

  蒙古西征由此一發不可收拾,花剌子模以西的西亞、歐洲諸地,也不免遭池魚之殃。前所未有的橫跨歐亞的大帝國,雖然建立在鐵血之上,但也為絲路的暢通提供了便利。

  把豹子當寵物的愛好 從絲路傳到大唐

  成吉思汗的帝國規模確實前所未有,但他們并不是最早抵達歐羅巴地界的東方征服者。在成吉思汗之前約1000年,在東亞北部草原混不下去的部分匈奴便大舉西遷,就曾抵達多瑙河一帶。羅馬尼亞境內出土的5世紀的諸多珠寶飾品,便呈現出匈奴文化的特色。在羅馬尼亞國立博物館慷慨出借的諸多令人眼花繚亂的珠寶中,存貯器皿引人注目。這件器物名為“存貯器皿”卻通體鏤空,頗令人困惑。實際上,原本鏤空之處皆鑲嵌有寶石,若據器上殘留的紅綠寶石想象其原狀,其奢華程度可想而知。這件器皿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其布滿寶石花斑形似獵豹的把手。

  馴養獵豹于埃及、伊朗等地起源甚早,羅馬尼亞此件器物年代為5世紀,表明其可能也是最早受到此俗影響的地點之一。而馴養獵豹之好,幾經轉手,后來順絲路又東傳至大唐。從眾多大唐貴族墓葬出土的壁畫和器物來看,獵豹還是他們身邊頗受恩寵的寵物呢。

  如此跨越長距離長時間的人群,在物質上的交互與呼應,確實令后人稱奇。但作為更凌厲的征服者,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子孫,未必能忍受“反射弧”如此之長的東西溝通。當忽必烈之弟旭烈兀沿陸上絲綢之路殺至波斯灣沿岸之時,一種融合東西的新物質,逐漸讓海上絲綢之路的光芒蓋過了陸路。

  中東的原料與中國的技藝造就元青花

  在展覽陸上絲綢之路的末尾部分,歐洲諸國所收藏的種種中國瓷器的色彩,已經讓海浪的氣息撲面而來。拉脫維亞遠在波羅的海沿岸,卻出土有9-10世紀的中國陶瓷。此件帶把杯雖胎釉有中國器物特征,但造型卻來自于中亞粟特的銀器系統。

  參與此展的歐洲地區國立博物館送來多件瓷器參展,尤以青花瓷為主。青花瓷雖也見于陸上絲路,但歐洲所見的晚近產品,更能呼應的是海上絲路的主題。而中國瓷器沿絲路漂洋過海的故事,用阿曼的元青花為引子,最是合適不過。

  阿曼蘇丹國國家博物館亮出的一件纏枝牡丹鳳穿花卉紋大罐堪稱鎮展重寶。元青花,正是蒙元大帝國涵括東西的杰出創造。在元青花之前,中國地區的瓷器品位已然為青、白兩色塑造,雖然亦不乏花紋,但或是刻畫而成的含蓄紋理,或是不入方家法眼的磁州窯之類的民俗創造,彩繪瓷器罕見于主流審美。元青花的崛起,一舉扭轉了這一局面。有學者認為,這或是蒙古人“蒼狼白鹿”的信仰所導致的色彩取向的變遷。

  然而主觀求變的實現,首先需要物質基礎。關于元青花的起源,雖然觀點眾多,但制造元青花的鈷料來源,大家卻意見統一——就是來自中東的蘇麻離青。展覽中的元青花入藏阿曼國家博物館的信息不明,但目前印度洋沿岸地區出土的諸多元青花證明,它的兄弟姐妹們,多有甫一出爐,便遠赴重洋的情況。

  瓷器遠比絲綢沉重,通過陸路運輸,成本高昂,量大價廉的海路成為最優選項。溝通東西的海路交通由來已久,沿海各地出土的早期證據雖稍顯零散,但各地人群航海探索的努力毋庸置疑。最遲至唐代晚期,各地人群探索出的近海航路愈行愈遠,終于將西太平洋與印度洋各自的海路網絡連成一片,并同時留下了文獻與實物的證據——那時,越窯青瓷和長沙窯瓷器曾是市場的寵兒。

  回鶻汗國 神獸紋建筑泥塑 蒙古出土回鶻汗國 神獸紋建筑泥塑 蒙古出土

  中西文化內核在龍泉青瓷身上交匯

  西亞位置得天獨厚,是海上絲路的樞紐。安史之亂之后,大唐在西域逐漸收縮,經濟重心日漸南移,至晚唐五代更是分裂為若干互不統屬的小國。南方小國彼此毗鄰,互相競爭,當然要想盡辦法取得經濟、軍事優勢。吳越、南漢等國,便利用沿海優勢,開始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拓寬財源,海上絲綢之路也由此迎來了第一次發展高潮。

  至宋代,西北通道被西夏、遼等國牢牢堵死,到了南宋,北方江山更是淪落于女真之手,陸路通西再無可能,只能仰仗海路。因此南宋時期的海上貿易同樣興盛。趙宋之后的蒙元統治者雖然是馬背上的民族,但大汗的胸襟與雄心不僅比擬于草原的廣闊,更傾注于海洋的壯闊。雖然數次出征東洋失利,但海外貿易的利潤,仍令蒙古貴族心心念念。

  或許,站在波斯灣頭的貴族兄弟們與自己有同樣的念想。無論是海路還是陸路,踏上絲路的各地旅行家涌現。來自意大利的馬可·波羅走陸路,來自中國的汪大淵走海路,而來自摩洛哥的伊本·白圖泰則海陸無阻。以上種種證明了海上絲路在南宋至元代迎來了自己的第二次發展高潮。

  在第二次高潮中,元青花雖然是耀眼的新產品,卻不是陶瓷貿易中的主流。真正占領市場的是來自浙江龍泉的青瓷。13-14世紀,印度洋沿岸發現的龍泉青瓷和仿龍泉青瓷遠遠超過了其他品類,表明了強勢的地位。龍泉青瓷的暢銷,對中國乃至印度洋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或許對于沿海的穆斯林來說,龍泉瓷器的青綠色彩非常符合他們的顏色偏好,但實際上,龍泉青瓷如冰似玉的質感,是中國青瓷生產兩千年歷史積淀而成的審美選擇。中國以玉比擬君子品德,有以玉質感作為青瓷的至高追求,青瓷身上寄寓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核。青瓷以其特有的美感,讓中西的文化內核在它的身上發生了某種交匯。

  隨著海陸絲路的雙重暢通,駐馬波斯灣的東方人,大可選擇棄馬登船,等待季風,沿海路揚帆。天生混血的青花瓷如此受到鐘愛,不免讓伊斯蘭陶瓷體系下的生產者眼紅,山寨一把,橫刀奪利,自然是要嘗試的事情——市場畢竟分級,用不起中國青花,試試自家的產品可好?

  等航船繞過馬六甲海峽,東方類似什物便越來越多。日本與朝鮮半島,自古以來,便與東亞大陸往來密切,兩地所見的大陸制品更為多樣。商品的普遍規律是,越是高質量商品,越能流傳廣遠,因此前述龍泉瓷幾乎遍及絲路所至之處。但對于日本和朝鮮半島的消費市場來說,鄰近的位置,讓它們能夠在多樣的中國市場中尋找更多的選擇。從日本出土的瓷器來看,福建地區的瓷器長久以來受到他們的鐘愛。日韓在大陸之東,無論海陸,更多時候,它們更是絲路的受惠者,無數東方少有的奇珍,先經絲路傳至中國,再流入朝鮮半島與日本。

  行船悠悠蕩蕩,在中國的港口靠岸。泛海逐波之人,懼怕風浪的恣意,期盼的是大海的寧靜,終不免要到天后宮中禱告祈愿平安。看著展覽尾聲處,展柜中曾經熱銷于沿途各地的產品,附著于展品上暢游絲路的心,也有歸巢之感。“殊方共享”展覽以中國起頭,以中國收尾,讓人在陸海絲路構成的終而復始的路途上踽踽,領略諸多文明的繁盛、交融與彼此的瞭望、想象。

  古人常常以“殊方”稱呼偏遠之地,似有自我中心的潛意識。然而,當諸國的文物從四面八方匯聚北京,擺在面前,或許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像我們一樣表面矜持高冷的古人,內心竟曾如此渴望靠近,他們早已“共享”了精華。拳拳交流之心仍在,殊方何以言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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